1957年9月，周总理与邓颖超观看《骆驼祥子》后，到后台向舒绣文祝贺。北京人艺博物馆供图

　　再过几天就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，不知不觉间，这位老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。但对于许多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来说，仍然感觉像是“新丧”。 周总理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、创业者，更是良师益友，是他提议建立的第一个“全国专业话剧院”，是他推荐的曹禺作为院长，是他批准建设的首都剧场……

　　正如冰心所言：“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，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出的‘爱’最多而且接受的‘爱’也最多的一位人物。”那些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日子，是人艺人永远无法忘怀的……

　　导演间的“特殊座位”

　　这位导演眼睛的视力不大好，对周总理说：“劳驾，也让我看看。”于是，周总理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。

　　和周总理的握手，会是一种让你终生难以忘怀的经历。

　　每次见到周总理，无论是在舞台上，在后台里，在休息室，在排练场，在会议室，在宴会厅，在宿舍，在食堂，在街头……他都要极为主动地、热情满怀地、真心实意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，也不知道前前后后握过了多少次。没有人计算过，好像是永远也握不够。

　　几乎在每一次周总理到来之前，剧院的领导都会认真嘱咐大家：“总理在长征当中，骑马摔伤了胳臂，握手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能用力，要轻点儿，再轻点儿。”然而，到了握手的片刻，我们倒是小心翼翼了，周总理却是满脸带笑地、兴奋地、用力地用手上下摆动好多次。凡是遇到这种情况，真是让人又高兴，又心疼，就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。

　　在与周总理握手当中，还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提到，那就是他总要从离他最远的人握起。如果握不到，他就主动走到跟前去一一握手，从不怕麻烦，从不怕辛苦。据秘书说，总理认为站得最远的人，也是最担心握不到手的人，应该尽量不要让他们失望。1957年5月12日的深夜，周总理看完戏以后就陪着我们演职员，从首都剧场一直步行回到史家胡同宿舍大院。途中在灯市东口，遇到了一位正在清扫马路的女清洁工，当周总理感觉到对方已经看见了自己，便马上走过去，主动地拉起了她的双手，紧紧地握着说：“同志，辛苦了。感谢你呀，人民感谢你！”

　　更让人能牢牢记住的是周总理的握手方式——在一般的情况下，不管你是干部还是群众，他都是首先伸出手来拉住你的手，然后用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专注地对准你的眼睛，凝视片刻以后，再握紧你的手并用力地上下摆动，最后才会缓缓放开。对于这种平等的、真挚的、亲切的握手，有的人说：“这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，更是心灵的沟通、交流和补偿，能够让人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。”

　　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，周总理非常喜欢看戏，特别是喜欢看北京人艺的戏。然而，他日理万机，经常要等到下午工作结束以后，才能问问秘书晚上有没有安排，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去首都剧场看戏了。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，首都剧场的杨经理每天演出以前，都要留下几张保留票以备不时之需，一直等到演出以后半个小时方可另行处理。这天就是在演出以后半个小时，刚刚把保留票售出，观众也已经进场入座，突然接到电话——周总理要来看戏。杨经理看了看手表，这一切必须在十分钟之内安排妥当。怎么办呢？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，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，杨经理把楼下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熟悉观众，好言好语给请到边上的座位上去。换好座位以后不久，周总理也到了剧场。二话没说，悄悄地被带到第7排座位上就座。这时候，杨经理才顾得上用手绢擦擦头上的汗水。

　　中间演出休息的时候，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。突然，他把茶杯放下，问道：“我坐的座位上原来是不是有人呢？”杨经理没有办法，只好说出了实情。周总理想了想有些激动地说：“胡闹！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，人家是先来的，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。不能这样，一定不能这样。杨经理，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，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。要道歉！”然后，他停了一下又交待：“你们剧场里不是还有一个导演间吗？我就坐在导演间里看戏好了。”杨经理只能答应照办。

　　休息以后，几个熟悉的观众回到了原来位子上，周总理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后方，看不大清又听不大见的导演间里。从此以后，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——周总理只要是迟到了，就坚决要求到导演间里去看戏，不能有其它的特殊安排。

　　周总理到导演间去看戏，还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。一次，演出开始以后，周总理来到了这里，房间里没有灯，很暗，只能摸索着坐在椅子上。他顺手拿起桌子上的专用望远镜，看着舞台上的戏。一位志愿军文工团到剧院学习的导演走进来，径直坐在了周总理的身边。这位导演的视力不大好，对周总理说：“劳驾，也让我看看。”于是，周总理便把望远镜递了过去。导演一直用望远镜看戏，等到幕间换景时灯光亮起来，他才发现身旁坐着的竟然是周总理，便很不好意思地大叫一声：“啊！总理原来是您呀……我还抢了望远镜！”周总理立即大笑着，拍拍导演的肩膀说：“小同志，我们一起看得很好嘛！……没有关系，我的眼睛要比你好一些嘛！”说到这里，导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。

　　“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”

　　周总理对曹禺院长说：“我是爱你们心切，所以要求苛刻一些！”

　　1961年的夏天，剧院正在演出《雷雨》。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总理，再一次来看戏。6月6日，第一次来看戏，由于有要事中途退场；6月8日，第二次又来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优秀经典剧目《雷雨》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，演员也是全新的阵容——郑榕扮演周朴园；朱琳扮演鲁侍萍；吕恩扮演蘩漪；于是之扮演周萍；胡宗温扮演四凤；董行佶扮演周冲；李翔扮演鲁大海；沈默扮演鲁贵。周恩来第二次看戏的时候，休息当中，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，告诉于是之：“多注意，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，声音太小。”演出结束以后，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，也对于是之说：“你要准备总理批评你。”周总理来到了小休息室。大家落座以后，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周总理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，而是首先谈到了当时“大跃进”中一些过火失当的行为，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。他说：“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，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，可以把戏演得很好，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嘛！一图快，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。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，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。”

　　最后，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。他说：“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，使观众听不清，不好。”同时，又很快扩展开来说：“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‘目中无人，心中有人’。眼睛不要看观众，但是心里要有观众。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，但是只顾自己的‘真实’，心里忘了观众，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，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。”事后，于是之又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——周总理第一次看戏的时候，已经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，杨经理说：“总理，可能是你坐的7排座位声音效果不大好。”周总理第二次来看戏，问杨经理什么位置声音好一些？得到的回答是：第10排左右。于是，周总理执意要坐在第11排的座位上，谁也劝不动他。他在那里听到了第二幕，自己仍然听不大清楚，竟然又问身旁的观众：“你听得清于是之的台词吗？”结果还是得到了否定的回答。周总理对曹禺院长说：“我是爱你们心切，所以要求苛刻一些！”

　　正是为了这件事，于是之后来激动不已地说：“为什么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，剧院里的人们会哭成那样？为什么在那种巨大的压力下，剧院一定要开追悼会？为什么当年清明节大家都去了天安门而谁也没有告发谁？人心！人心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！”

　　《潘金莲》停演与《茶馆》重启

　　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——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。同时，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，请他多加保重身体。

　　1961年4月27日和28日，周总理两次来到首都剧场，观看欧阳予倩早年写出的作品《潘金莲》。并且在28日演出以后，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。他邀请了剧作者、导演、演员、剧院领导人、戏曲界名家，以及文化部领导人来参加。

　　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座谈会的主题，就是如何看待《潘金莲》这出戏，如何理解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。”

　　“方琯德，你是导演，先说说嘛。”

　　方琯德说：“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，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，这总不是好事，很难让观众同情。”

　　周总理又请潘金莲的扮演者狄辛发言。

　　狄辛说：“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，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，杀死一个无辜者求得个人解放是不对的。”

　　周总理对武松的扮演者田冲说：“你这个英雄人物，有什么看法？”

　　田冲说：“剧本是30多年以前写的，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，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。”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焦先生，你是总导演，有怎样的看法呢？”

　　焦菊隐说：“这个戏究竟应该肯定谁？是武松还是潘金莲？始终找不到答案。”

　　夏淳导演说：“写出这个戏是出自反封建的愿望，可是戏里提出的问题，选择的题材完成不了这个任务。”

　　于是之举起手来要发言。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《名优之死》里的教师爷请讲。”

　　于是之说：“我看只要把张大户对潘金莲的压迫再写得充分一点，这个戏还是可以演的。”

　　周总理说：“我们请欧阳老谈谈吧。”

　　欧阳予倩点点头说：“1924年写戏的时候，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，心中很悲愤，于是想写一出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。我是唱花旦的，这才写了潘金莲。我自己演这个角色，周信芳演武松。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，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的。演出中，我同情潘金莲；周信芳同情武松，就把他处理成英雄。我们各演各的戏，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。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。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？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？”

　　周总理停了一下说：“欧阳老说到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，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。可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，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。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。张大户压迫潘金莲，她反抗是好的，值得同情。可是后来她变了，她杀了人，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，是一个老实的农民。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，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。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，出走了，或者自杀了，当然会使人同情。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。我想，祝英台、白娘子这些人物，都没有杀人，没有堕落；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；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，她救了‘小东西’，最后自己牺牲了，所以我们同情她。”

　　大家纷纷点头赞同。

　　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：“欧阳老是共产党员，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一些。尽管《潘金莲》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，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。为了贯彻好‘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’的方针，要使每一朵花开放得更好，就必须对于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决，所以今天才邀请大家来谈谈《潘金莲》。”他又热情诚挚地拍拍欧阳予倩的手说：“作为我这个后来者，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，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。今天你说得很诚恳，我非常钦佩。你的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大好，一定要多多保重。”

　　就是这样，一个问题严肃的、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，在推心置腹、亲切温暖的气氛当中，很有收获地结束了。

　　座谈会后，剧院决定停演《潘金莲》。

　　而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——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。同时，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，请他多加保重身体。

　　1958年老舍的新作《茶馆》正式在首都剧场演出了，而且受到戏剧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，剧场售票处出现了“一票难求”的红火场面。

　　然而，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人来到剧院，召开党组会议，并且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“右倾”指导思想，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，“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”。实际上，就是指责《茶馆》是“恋旧”作品，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“大唱挽歌”。为此，《茶馆》在连续上演59场，而且场场客满的情况下，被强令停演打入了“冷宫”。

　　周总理大约是听到了关于《茶馆》停演的信息，在1958年9月12日来到首都剧场观看《红旗飘飘》的时候，突然谈到的却是《茶馆》。周总理有意地问身边的于是之说：“《茶馆》为什么不演了？”于是之一愣，没有敢说出其中的缘由。周总理又说：“请你转告党委书记，《茶馆》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！”

　　1963年的春天，剧院趁着“新侨会议”和“广州创作座谈会”的“小阳春”气候，冒着一些风险，重新恢复上演了《茶馆》。

　　1963年7月7日，下午，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工作的紧迫情况下，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，看了日场的《茶馆》。看完戏以后，由于时间紧迫，只是向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：“《茶馆》这个戏没问题，是一出好戏……如果有点意见的话，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，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，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。……不过，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，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。……等以后我要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。”

　　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有力的“出手”挽救，广大观众就根本无法欣赏到直到今天依然享誉遐迩的优秀经典剧目《茶馆》了。

　　一生的艺术情结

　　有人说：“如果今生周恩来总理没有做政治家的话，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！”

　　周总理虽然工作很忙，但是他先后41次看了剧院的演出，而且每次看戏以后，都坚持要到舞台上来，向全体演职员表示衷心的感谢，无一例外。他常常是站在舞台上或坐在小休息室里，谈出自己具体的看戏印象。最后，还要和大家一起拍张照片留作纪念。所以，每当一出戏大幕徐徐落下，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地以期盼的目光向南边副台望去。用不了多大工夫，周总理便会从小休息室的门里走出来。他常常身穿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，右手横放在胸前，两眼炯炯有神，面带微笑地步上舞台。这十几米的短路他走得很慢，因为要从见到的第一个人开始，不论是演员、导演，也不论是舞台工作人员，都要一一握手致意。最后，他便站在大家中间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，有问有答地说出自己的切身感受。

　　周总理来看现代剧目《年青的一代》。演出结束以后，他照例来到舞台中间，让我们围成一圈，请他坐也不坐，硬是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谈了二三十分钟。自然，他谈了对演出的肯定意见，也有对演出的批评意见。比如，指出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，等等。记得，当时周总理的话音刚刚落下，站在一旁的导演就立即表态：“那好，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。请总理放心!”于是，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，表示支持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周总理对于这一切并没有赞同，而且神情突然严肃起来。我们也停止了鼓掌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　　周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了腔，声音很轻，但是语调是非常坚定的。他说：“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。我看，艺术作品的好坏是要由群众来回答，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。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，我会告诉你们的，那是一定要执行的。至于我个人的意见，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摇摇头，微笑了一下，“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，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。”

　　我们一下子愣住了，仿佛没有反应过来。等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大家才重新鼓起掌来，掌声更热烈，更持久。

　　周总理却又郑重地摆摆手，表示不必要再鼓掌了。

　　掌声再一次停止，谁也没有吭声，似乎都在回味和咀嚼着周总理那简洁而又分量很重的话语。

　　周总理的艺术情结要从什么时候算起呢？大约要从1916年他18岁在南开学校《校风》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算起。他在《吾校新剧观》中主张：“新剧的内容，是不要脱离现实；新剧的形式，应该是语言通畅，意含深远，悲欢离合，情节昭然。”同时，他还在“南开新剧团”里，改编剧本、评论演出、扮演角色、装置布景……样样都干得很好。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时候，就扮演过《一元钱》里的孙慧娟，上穿酱紫色袖子袄，下穿大红色裙子，当时不允许女生登上舞台，他就主动承担了“男扮女装”的角色。

　　到了晚年，周总理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——

　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，舒绣文在《骆驼祥子》里扮演虎妞，演出结束以后，邓颖超突然从舞台上的布景门走了出来。邓颖超笑着说：“绣文，我又来看你的戏了！”舒绣文十分惊喜地迎了上去，大喊：“邓大姐！太好了！”这时，没有等舒绣文再说什么，先是听到有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，接下来布景门再次打开，周总理满面春风地拉着舒绣文的双手，如同孩子一样高呼起来：“你们看啊，我又上舞台演戏来了！……是不是？……是不是呢？”

　　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周总理一再对人们由衷地表示：“你们说我退休以后会做什么呢？……告诉大家——我想去演话剧，就扮演曹禺写的《家》里边那个大少爷好了，现在看到的演出都不太满意，我是有这种封建家庭生活的，完全可以演好！”

　　有人说：“如果今生周恩来总理没有做政治家的话，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！”（梁秉堃）